西泠百年群英譜：圖書館長顧廷龍

顧廷龍像

西泠百年群英譜（四十一）

圖書館長顧廷龍

顧廷龍（1904-1998年），原名潛，字廷龍，號起潛，后以字行。江蘇省蘇州人氏。顧家的文化淵源深厚，顧廷龍的外叔公王同愈是蘇州著名藏書家、版本目錄學家、書畫家。據文史資料記載，顧廷龍自幼即喜歡讀書寫字。1931年畢業(yè)于上海持志大學后，經王同愈多方考察，入王家為王同愈的小兒女做家庭教師兩年。常言說各有靈苗各自探，內因和外因在人生的節(jié)點同時起著作用。一般人或許甘愿做一位名家的家庭教師，走歷代塾師之路�？深櫷�龍與王同愈朝夕相處，向他學習書畫技法的同時，也愛上了中國古籍的版本目錄學與金石學。當外叔公的女兒考上了東吳大學，當顧廷龍透露欲往燕京大學深造時，王同愈為他介紹了同是蘇州人且同是藏書家的章玨先生。顧廷龍性格沉靜，喜向長輩請教文史書法。而老輩人都好為人師，見有一位好學的青年才俊求教，沒一個不可著心傳授知識的。章玨就是顧廷龍在漫長的學術人生之路上遇到的好老師之一。

章鈺（1864—1937年）字式之，別署茗理、蟄存、負翁、晦翁等，晚號霜根老人。江蘇長洲（今蘇州市）人。史載章玨少孤力學，10余歲時即傭書養(yǎng)母，又節(jié)衣縮食用以購書。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高中進士，累官一等秘書，事務司主管兼京師圖書館編修等。辛亥革命后寓居天津，以藏書、校書、著述為業(yè)。1914年章玨任清史館纂修，遂移居北平，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去世，為近代著名藏書家與�？睂W家。章玨的“四當齋”取宋藏書家尤延之以書籍“饑當肉、寒當裘、孤寂當友朋、幽憂當金石琴瑟”之語意。經數(shù)十年收藏，四當齋聚古籍2萬余冊，內有近百種抄本多是名人著述。

萬事皆有因緣，收藏家大都在年老之際會考慮自己藏品的去留，章玨亦然。其子女或弟子中沒能傳其學業(yè)者，又或者章玨已然接受了圖書為公眾服務的時新理念，而顧廷龍適時出現(xiàn)了�？疾煺芦k的履歷，他似乎與美國教會主辦的燕京大學沒發(fā)生過交往，是顧廷龍的謙虛好學讓章玨留下了好影響。

是人才都受歡迎。1932年顧廷龍從燕京大學畢業(yè)，受時任燕大圖書館館長的洪業(yè)禮聘，承擔了該館古籍的采購和中文采編部主任。盡管年齡懸殊，然相知相交了數(shù)年，章玨對這位小同鄉(xiāng)的好感與日俱增。他確信顧廷龍是可以托付的人選，于是將四當齋藏書和收藏的其他金石字畫悉數(shù)捐贈于燕京大學圖書館。回觀歷史，章玨是識得人才的。顧廷龍代表燕京大學圖書館接受了章玨的全部藏品后，即開始編撰《章氏四當齋藏書目》，此為其第一本著作。顧廷龍編撰時根據書籍特點分門別類編目外，還在各題識之后加按語，就見聞所及，記其姓氏、爵里、行誼之概略，以詳淵源。這樣做，在當時可作析疑之助，在后來可充文獻之征。是書后編有書名索引，方便后人查閱，對了解清末民國時期的藏書狀況和版本目錄學都具參考價值。

顧廷龍在燕大圖書館編撰的第二本著作是《吳愙齋年譜》。吳愙齋即吳大澂（1835—1902年），初名大淳，字止敬，晚號愙齋，江蘇吳縣（今江蘇蘇州）人。清末金石學家、古文字學家、書畫家，清同治七年（1868年）進士。累官至廣東、湖南巡撫。他曾奉命與俄國使者巴拉諾夫勘察中俄邊界。在勘界中，根據原約據理力爭，收回琿春黑頂子被俄方侵占地方。勘界既竣，在邊界立銅柱，吳大澂自篆銘曰：“疆域有表國有維，此柱可立不可移”，表明自己捍衛(wèi)祖國的決心和不可屈辱的民族氣節(jié)。他還使沙俄承認了中國在圖門江上的航行出海權，這是清末對外交涉中少有的一次勝利。甲午戰(zhàn)爭失敗后，當時人們都以指責他行事魯莽、浮夸，把失敗的責任歸咎于他，結果三人成虎信為實然。同為蘇州人的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盡管“敬仰先生（吳大澂）學術文章如此其深，亦未能免于恒情也”（《顧頡剛年譜》）。顧廷龍花6年時間于“藏家書肆，片紙只字，靡不搜焉”，終于編成年譜，還一個真實的吳大澂。顧頡剛評曰：“及讀此編，乃識先生一生�！�

顧廷龍的美德與才學之名傳到上海，引起了張元濟、葉景葵等學者和社會名流的注意。為辦上海合眾圖書館，需要一位深諳版本目錄學而又干練的總干事，于是他們想到了顧廷龍。由于燕大圖書館苦留，張元濟和葉景葵連寫了13封信陳情并誠邀。這其中頗具深意，既有歷史的、民族的呼喚，也有個人服務于社會的責任感。

顧廷龍任職于燕大圖書館期間，因采購古籍需四處奔波。20世紀30年代是中華民族多災多難的時期。國內軍閥紛爭，國際上更有諸多列強明目張膽的伺機蠶食其領土和國家利益。在各地書肆能見到的古籍少有善本，顧廷龍接洽收購的大都是前清或民國的藏書大家。在民族面臨生存危機與時局動蕩不定的雙重脅迫下，藏書家們不是人物凋零，就是舉家欲移民國外或遷往上�；蛱旖虻却蟪鞘兄械淖饨纾�以求一時之安寧。如章玨的藏書捐贈給燕大就是一個例證，這是很好的歸宿。那些家境差的，子嗣又不堪的，遷居時就將家藏古籍如蘿卜白菜般賤賣。顧廷龍能以低廉的價格為圖書館收進善本書是好事，但他又為中國的典籍被時代與原擁有者拋棄感到心痛。顧廷龍秉承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理念，不忍中華典籍遭日寇肆意擄掠或焚毀，毅然辭去燕大職務，舉家南遷上海。

盡管時任浙江興業(yè)銀行董事長的葉景葵讀了顧廷龍的《章氏四當齋藏書目》為之折服，力邀顧廷龍來滬，并和張元濟、陳陶遺、李拔可等人取“眾擎易舉”之義，發(fā)起創(chuàng)辦合眾圖書館，以資保存親朋好友的藏書不至流散，但情況并不盡如人意。顧廷龍接手時，位于上海長樂路和富民路的交界處的合眾圖書館舊址內書報雜志沿墻堆放，尚不具備對公眾開放閱覽的基本條件。作為總干事，顧廷龍對合眾圖書館主體的一幢三層樓房作了調整，將兩端設為書庫，中間是閱覽室。顧廷龍從不以總干事身份出現(xiàn)，而是隱身在工作人員間，從第一排書架的第一冊書籍開始整理。

“孤島”時期的上海，幣值暴跌、物價猛漲，嚴重影響了辦館計劃的實施。顧廷龍只好因陋就簡，頑強堅守陣地，許多事情親歷親為。顧廷龍的行為不僅感動了上海知識界，也感動了上海書肆的從業(yè)人員。當時福州路舊書店的店主們要是收到了什么寶貝，都會先送到合眾圖書館，讓這里的藏書家掌掌眼。顧廷龍通常會跟對方約定，借閱一個晚上，通過細節(jié)比對，把好版本的內容過錄到自己的圖書上。盡管當時也有愛國人士資助，但合眾圖書館購書的經費一直捉襟見肘。為了將購書的錢用在刀刃上，顧廷龍決定手書上版。顧廷龍后來養(yǎng)成的習慣是晚餐后伏案抄書，馬路對面有個舞廳，等到后半夜舞廳的樂曲停下，他才收筆休息。如此這般，一個晚上能寫大約3000字的小楷。

在顧廷龍熱愛古籍，視古籍為自己生命一部分的人格魅力影響下，合眾圖書館會聚了大量江南藏書世家的藏書，吸引了眾多學者，成了繼東方圖書館之后又一個上海文人的探驪之所。張元濟、葉景葵達到了當初禮聘顧廷龍的目的。顧廷龍在圖書館的治理中，主張圖書館員與專家學者之間應該水乳交融親密無間。對于那些真正來做學問和求知識的年輕人，顧廷龍總是積極相助，沒有半點私心�！靶∵敌�應、大叩大應，有求必應”，這是讀書界給出的顧廷龍主政合眾圖書館期間的佳評。

知識界的朋友一致認為，若顧廷龍當初只管埋頭做學問，占有的文史資料可謂得天獨厚。但顧廷龍秉承“圖書館之使命，一為典藏，二為傳布”，他把主要精力用來給讀者提供服務，一生兢兢業(yè)業(yè)，樂此不疲。據記載，合眾圖書館尚未正式向公眾開放，讀者已經遍及全國各地，有的登門求索，有的來信咨詢。前者如錢鐘書、顧頡剛、鄭振鐸等，后者有陳寅恪、聶崇岐、向達等。蔡尚思在自傳中專門提到他在治學道路上受惠于“合眾”。胡適研究《水經注》亦得到了“合眾”與顧廷龍先生的幫助。常來看書的則有胡適、秉志、錢鐘書、馬敘倫、于佑任、顧頡剛、馮其庸、蔡尚思、章鴻釗、林志鈞、劉恒、周谷城、胡道靜、吳湖帆等海內外碩儒，合眾圖書館亦成為抗戰(zhàn)時期海上名流一個薈聚之地。

無論業(yè)已成名的專家學者，還是喜歡文史研究的普通讀者，顧廷龍都誠懇接待一視同仁。像馮其庸、黃永年曾為寫大學論文而來，黃賓虹、陸維釗、劉厚生在此收集過資料，用于專著的編寫。這些讀者中不乏篆刻家印學家，因顧廷龍為人好且書法好，他也加入了西泠印社。

顧廷龍一生所收集的圖書不知凡幾，連他自己也說不清。人們也許不知道，解放前他就冒著生命危險，搜集、保護了大量革命文獻。其中有1921年版《列寧全書》第一種《勞農會之建設》、1926年版《中國農民運動近況》、《工會基本組織》以及1920年8月社會主義研究社出版的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等等，這些不可多得的珍品。解放前，他在合眾圖書館時打聽到貴州大學圖書館有一批革命文獻，原屬國民黨政要陳群的舊物，他們正在為如何處置這批書刊而發(fā)愁。當時，收藏這一類書刊讓國民黨當局發(fā)現(xiàn)了是有殺頭危險的。顧廷龍憑一種職業(yè)的敏感，意識到這一批文獻的重要性。他馬上與對方聯(lián)系，用合眾圖書館刊印的一批圖書與他們交換，終于收藏到這一批革命文獻。為了避開特務的搜查，他們將這一批文獻秘藏于書架頂端與天花板相接之處。

解放初期，中共中央宣傳部派人到上海搜集革命史料。見到這一批珍貴的革命文獻十分驚訝，大喜過望中稱贊顧廷龍先生真有遠見。

顧廷龍接手“合眾”時書籍資料還堆在地上，到1953年6月，合眾圖書館將全部資產捐獻給上海市人民政府時，已擁有館藏25萬冊圖書、15000種金石拓片。顧廷龍和合眾圖書館的同仁篳路藍縷，十余年間為中國的文化事業(yè)作出了重大貢獻。

1958年，由合眾圖書館改名的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與上海圖書館合并，顧廷龍被任命為上海圖書館館長。他也將“只字片紙皆資料”的理念帶入了上圖。經上海圖書館幾代學者薪火相傳的努力，在顧廷龍館長的率領下，共搶救出家譜共計5800多種，47000多冊。這些從造紙廠的化漿機旁邊和民間箱柜里翻出的“破爛”，讓上海圖書館擁有了主持《中國家譜總目》全球編纂工作的學術地位和底氣。

早在20世紀30年代，顧廷龍的書法已小有名氣。在北平時，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北平禹貢學會及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的出版物，已經開始請顧廷龍題寫書名。1939年到上海后，為人寫字更多了。除了相熟的朋友，或輾轉請托之外，還有一些“不愿往來之人”也來索書。1943年1月25日，顧廷龍日記里寫道：“親戚中有欲索余書者，其人實非余之所好。年來最怕為不愿往來之人作書，然又以情勢所難卻，何如訂潤例以拒之耶？”

顧廷龍揮寫書法擅長立軸、中堂、橫披、手卷、冊頁、碑文，真草隸篆各體皆精。他為各地名勝古跡、碑林、故居、寺廟等不知書寫了多少對聯(lián)、扁額。顧廷龍題寫書簽最具特色，這一點是其它書法家不能望其項背的。凡出版物皆有封面，凡封面必有書名，書名有印刷體、手寫體之別。印刷體多為標題老宋，手寫體則楷隸行篆皆有。在學術界，不少作者多喜請顧廷龍題簽，而出版社也喜請顧老簽題，有120余家出版社出版過顧廷龍題簽的書籍。據統(tǒng)計顧廷龍為人所寫的書名題簽大約近八百種，是當代題寫書簽最多者。

顧廷龍最喜歡送給別人的書法是“知足常樂”。

顧廷龍從不以書家自居，但他的書法具有大書家的底蘊。

王元化在《顧廷龍先生書法選集》序中稱顧廷龍為“書林中之諸葛孔明、謝太傅也。雅量之美，談何容易！融厚植之學養(yǎng)、博洽之聞見、清澄之心地、沉著之干才于一爐，全幅人格之呈顯，即《禮記》所云‘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評價之高，由此可見。

知識界評論顧廷龍是真正的讀書人，在傳統(tǒng)學識中游了一個遍，一個偶然的機會進入古籍研究領域。用這么一大缸水，化解版本目錄這一個方面，成就了一番偉業(yè)。

人們經常說藏書家分五等：考訂、校讎、收藏、賞鑒、掠販。除了掠販，前面“四大家”顧廷龍都算得上，尤其是校讎、鑒賞。顧廷龍去世后，后人給他的定論是——圖書館事業(yè)家、版本目錄學家、古典文獻學的傳承人。

顧廷龍 錄朱德詩